第二届中国东北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执笔：石艳军 孙军  树林娜

2007年6月24——28日，由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东北史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大学创想宾馆隆重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海内外的30多位东北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美国爱荷华大学历史系贾宁教授、美国德梅因社区大学黄可行教授、日本长野县埋藏文化财中心川崎保教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魏国忠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师导师李德山教授、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耿铁华教授、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都永浩教授、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副研究员姜维东教授、哈尔滨市新晚报主任编辑戴淮明先生以及河北省承德地区隆化县、丰宁县、滦平县、辽宁省营口市博物馆，黑龙江、吉林两省部分地区的文博系统专家学者也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一

会议分学术讨论和实地考察两个部分。6月25日下午大会安排美国黄可行教授做了《美国大学教育制度》学术报告；贾宁教授做了《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和满族史、东北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学术报告；孙慧君馆长做了题为《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元代窖藏》的学术报告。

6月26日，大会学术报告的内容有：耿铁华教授的《高句丽研究与中朝中韩关系》，李德山教授的《关于渤海史研究的四个问题》，魏国忠教授的《渤海国号考》，姜维东教授的《辽丽往来中的辽使“儒化”现象研究》，都永浩教授的《东北民族史研究动态》，白瑞杰馆长的《河北省承德丰宁县清朝初年皇庄、王庄、官庄考略》，沈军山馆长的《承德地区古山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川崎保教授的《中国东北文化对日本古代鹰和天鹅形植轮的影响》，崔艳茹副研究员的《营口地区汉墓的类型及特征》，阎海副研究员的《盖州出土“銎内啄戈”初探》等十余场学术报告。

6月27日，与会专家学者与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的全体老师以及研究生一起对普兰店市高句丽巍霸山城进行学术考察。我国著名高句丽、渤海史学专家耿铁华教授在考察巍霸山城现场对高句丽山城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与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教授展开了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与会学者与研究生们对这次野外实地学术考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辽东半岛的高句丽山城与吉林省集安市长白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十分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特点说明了高句丽山城在不同的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筑造特点，为以后全面系统的研究高句丽山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6月28日，与会专家学者又考察了旅顺博物馆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电岩炮台遗址。与会学者对“大连地方史陈列部分”兴趣十分浓厚，这里展示了大连地区近些年来出土的文物，展示出大连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海洋文明，体现了大连地区以汉族为主体，诸民族文化融合的显著特点。与会学者重点参观了大连地区的营城子汉墓遗址出土的文物、瓦房店松树镇台子屯大石棚遗址（仿制模型）、长海县上马石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等，与会学者对这些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这对了解辽河流域以及辽东半岛的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此后，学者们还参观了坐落在旅顺黄金山上的著名的炮台遗址——电岩炮台。电岩炮台作为日俄海战的主要战场，保存有大炮六门，弹药库六个，一个指挥中心，遗址保存完好，完整地再现了日俄战争时期的地理面貌，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其是日俄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会学者给与了充分的肯定。通过实地考察，学者们亲身了解到大连的历史发展脉络，对大连的古代文明和近代战争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将进一步推动大连史的研究，进而加快对地方史的研究进程。

二

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26篇，涵盖了高句丽、渤海、汉代、辽代、元代等诸多历史内容。贾宁教授做了《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和满族史、东北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学术报告。文章论述了美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东北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作者东北史研究的专著在英文中几乎没有以“东北”命名的，皆以“满洲”一词而转化来的Manchuria命名。哈佛大学清史，满族史教授欧利德（Mark Elliot）在其“The Limits of Tartary :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一文中讲述了英文“Manchuria”一词的来历。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满洲已在世界地图上出现，逐渐取代了已被人们遗忘了的“鞑靼”。在二十世纪初，满洲已正式在中文中成为标准的地名。美国史学界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一向以清史研究为主，也有零星的早期研究，例如渤海研究等。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新清史”学派把清朝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满族研究上，近二十年来不断推出全新的清史研究课题，大多都与满族有关，而满族史归根结底是东北的历史。新清史学派是相对美国原来的产生在新清史学派之前的清史学派。清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Mary Wright和何炳棣等，他们长期对满族建立清朝持如此基本看法：1644年和中原相比人数微乎其微，偏居东北一隅，文化远远不足与中原匹敌的满族，一举击败在亚洲世界威严称雄，不可一世的明王朝，并使清帝国延续至1911。满族入关的历史事件和清朝发展的历史过程西方人关注备至而又难以置信长达几乎整个二十世之久。新清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分别为：

Evelyn Rawski 的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amela Kyle Crossley的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dward J.M.Rhoads. Manchus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

Mark C. Elliott’s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新清史学派把满人是否汉化作为开启理解大门的钥匙，致使满族统治中国时是否汉化成为清史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可以说清史学派对满族研究最关键的贡献是满族特性与汉化问题。文章就满族是否汉化，美国满族研究的论题和角度，满族资料和满族研究，满族研究对清史研究的促进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说明。文章就美国在东北史方面的研究做了系统的综述，国内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东北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线索，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河北省隆化民族博物馆馆长孙慧君做了《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元代窖藏》学术报告。1999年1月，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元代窖藏出土珍贵文物66件，其中文书6件，丝织品47件，其它类15件。窖藏的发现实属偶然，1999年1月间,张立满等4名少年到洞中玩耍,见洞中部地势偏高处的土坑中有桦树皮,并露出一布角,便用力从中拽出一个麻袋状粗糙织物的包裹,并割开包裹取出2张文书(已被毁)和1件角,其他人拿了1枚五铢钱、几枚骨角器和1副银饰件,包裹内的其他物品被散抛在洞内外。文物保护员、茶棚村党支部书记韩文贵闻讯后,将文物收集起来保管好,并报告隆化县博物馆。在文博部门因种种原因不能及时到达鸽子洞之前，韩文贵一直保护着这批窖藏，韩文贵的行为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他为人类文化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永垂史册。隆化县博物馆先后7次到窑沟垴调查征集,收回文物66件。鸽子洞所处的山位于隆化县西北境，山势陡峭，三面均不易攀登，窖藏在山洞中间较高的地方，此处很少有人能够攀登入山洞，这也是窖藏能够长期保存不被破坏的原因之一。文章首先就窖藏发现地鸽子洞以及窖藏发现的经过做了简要概述，然后对出土文物进行重点介绍。文中将出土文物分为三类：丝织品、文书、其它杂项。这批文物的质地有棉、麻、皮、毛、丝、骨、铜、马尾、银、纸；服饰及生活用品有袄、袍、鞋、网、面罩、带饰、挂饰、针扎、镜衣、坠饰、枕顶、袋等，大部分为丝织绣品。丝织有绫、罗、绸、绢、纳石失（织金锦）等多个品种。并有民间契约，官吏俸钞记事等元代文书。文书中有元代“至正”纪年,其内容涉及典地契约、炭户夏衣钱粮、永昌库官吏俸钞账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窖藏中大量的织品为我国元代以前高等级纺织品的制作过程，包括印染、花纹、着色、剪纸等步骤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证明我国纺织印染技术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通过对窖藏地点及窖藏主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分析，窖藏应属战乱逃亡途中慌乱埋藏所致。此处处于北京北部，是古代重要的交通驿道，是通往辽西、漠北的重要道路。鸽子洞窖藏遗物的发现, 是一次重要的考古收获，为研究元代的历史、官吏俸钞、民间租典活动、纺织品的织造、刺绣工艺以及图案纹样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对元代丝织品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历史背景的研究有待于更深入探讨，具有进一步研究、探索的价值。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鸽子洞窖藏可称为中国元代丝织品考古发现博物馆。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耿铁华教授做了《高句丽研究与中朝中韩关系》学术报告。高句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和政权，对于中国、朝鲜、韩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就高句丽历史与文物遗迹的客观情况做了详尽的说明，并介绍了我国申报的是“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主要遗址。第二，把中国、朝鲜、韩国学者对高句丽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高句丽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历史问题，应该是学者们研究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三国的研究成果都很显著，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诸多问题上已经产生分歧，这里有学术问题，也存在政治原因。高句丽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朝、中韩关系产生过不同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的面对现实，正确的认识这种影响。文章最后，就现存的高句丽研究提出了几点合理性建议：第一，学术与政治分开；第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第三，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另外，集安地区鸭绿江流域的良民古墓的发现，又为高句丽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师导师李德山教授做了《关于渤海史研究的四个问题》学术报告。渤海国及其前身震国，作为我国唐代的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和属国，在立国的二百多年间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唐代东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同时，渤海国与当时的邻国新罗和日本也有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为将盛唐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渤海国的历史在我国和东北亚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十分显著的地位。文章选取渤海史研究中四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依据文献材料进行了新的考释和探讨。第一，渤海王族的来源；第二，渤海国的周边环境与政权的建立；第三，渤海“震国”、“大氏”与“渤海郡王”考源；第四，渤海不是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文中指出，渤海王国是由靺鞨族中粟末靺鞨部大氏集团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并从音韵学和易经学的角度推究出渤海王国前身为何称震国的原因。以大祚荣为首的粟末靺鞨人长期生活在的营州地区，傍近渤海，属汉代勃海郡，这也是渤海国国名的来历。并以《续日本纪》等日本史料为论据，多角度论证渤海不是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文章论述全面，有关这几方面的研究还存在分歧，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魏国忠教授做了《渤海国号考》学术报告。作者指出渤海为何以渤海为国号这个问题很重要，到目前为止，在研究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有更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文章就唐朝为何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首先，大祚荣一族入袭中原到营州后大体分部在大小凌河地区，此处处于古代勃海郡。其次，此地区在古代有大廷氏，简称大氏。但作者认为这个大氏不是大祚荣一族的祖先，渤海的大氏源于中原。关于渤海国号的问题，很多人都发表了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一虹教授《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王禹浪教授《唐鸿胪井刻石题铭及其渤海国初期国号考》等文章都有论述。另外，吉林大学的杨军教授对此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声音，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副研究员姜维东教授做了《辽丽往来中的辽使“儒化”现象研究》学术报告。王氏高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幕德化，惧武功的传统。在辽丽往来交涉中，辽朝注意儒使的德化作用，因而向高丽派遣了大量的儒使。随着辽儒化程度的加深，朝野上下俱以儒雅相尚，使得高丽改变了对辽的态度。文章从史籍、金石文字中勾勒出辽代儒使的轮廓，并指出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在辽丽诗文交流、佛教交流、典籍交流中辽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辽史》、《高丽史》等史料中将有辽一朝使丽辽使的做了一份详细的表格，其中包括辽、丽纪年，公元纪年，使者的姓名和身份以及出使的目的等内容。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就此问题做过如此细致的史料梳理工作，这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是研究辽丽关系史重要的参考资料。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都永浩教授做了《东北民族史研究动态》学术报告。论文主要从民族学角度和人类体质学角度切入，就东北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国际争议问题做了深刻分析，阐述了自己在民族史研究中的观点。将韩国、北朝鲜史观中所表现出极高的民族情绪，以及在极高的民族情绪背后强烈的爱国心的产生背景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作者深刻感觉到东北史学界亟需民族学理论、人类体质学理论的研究，甚至提出需要补课，希望东北史学者重视民族学理论和人类体质学理论的应用，这些理论能对历史争议问题、难点、疑点做出合理解释。研究东北史的基本前提就是要认识到东北史研究具有跨国性的特殊性，作者认为东北史研究需要相应理论做支撑，才能对东北史跨国性的特点做到全面、科学、合理的解释。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白瑞杰馆长做了《河北省承德丰宁县清朝初年皇庄、王庄、官庄考略》学术报告。文章对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地理位置，及黄庄、王庄、官庄的分布特点、建庄年代、三庄对清初土地政策变革产生的影响、丰宁县形成特殊的经济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为研究清初河北承德地区存在特殊的庄田经济提供重要的实物和全面的考察，包括人口、庄田、地亩、所有权、庄公、佃民、旗民、三庄之间关系等，大量的实地调查为研究清初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研究资料，这正是清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实证资料。作者还系统的考察了村屯名称的形成，为研究村庄史提供了依据，为研究河北长城以北地区村庄的形成演变提供了线索。文章是研究丰宁地区地方史及清初经济不可或缺的材料。

河北省滦平县博物馆馆长沈军山做了《承德地区古山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学术报告。山戎是我国先秦时期北方最强大、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他们创造和留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戎问题在学术界已有众多学者撰文，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研究，但多数学者还是重山戎考古文化，对山戎族群形成过程，山戎与东胡、邻烦、荤粥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缺乏实物证据。目前，学术界就“戎”是群称，是群体部落，还是众多民族的统称，争议很大。山戎与孤竹及山戎考古学形态问题都有待继续研究。承德地区是山戎聚集地区，仅就滦平县而言，22个乡镇均有发现，可谓山戎墓葬遗存遍布全县。山戎墓葬少则十几座、多则数百座。滦平地区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主要有青铜短剑、动物形牌饰、削刀、玉石饰件等。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这与文献中记载的山戎族出现的时间很吻合。以滦平为中心发现的山戎文化是最早的，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少宗先生首次提出了“山戎文化”说。作者介绍以滦平县为中心的山戎文化的特征、典型图腾崇拜——蛙面人身，这些都有待于继续思考，不断总结出重要学术课题。文章对山戎文化的研究主要从山戎的社会经济、山戎的军事侵伐、山戎的风俗习惯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对于山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大连大学与滦平县博物馆进行协商，在滦平县博物馆建立山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深入探讨山戎文化，联合攻关。

日本长野县埋藏文化财中心川崎保教授做了《中国东北文化对日本古代鹰和天鹅形植轮的影响》学术报告。文章首先介绍日本原始古代鸟在绳文时代（公元1万年前——公元前3 世纪）、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4世纪）、古坟时代（4世纪——7世纪）不同的造型的发展变化。日本在弥生时代的陶俑中有天鹅、鹭鸶、雁的形象，这反映出日本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就出现了鸟图腾文化。并与中国大陆的鸟图腾相联系，认为日本岛鸟图腾文化来自中国东北大陆。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昂昂溪文化中的鸭形器，辽宁省、吉林省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玉鸟、玉鸮形陶器、玉器、骨器、都有众多发现，这些都远远早于日本的弥生时代。有趣的是天鹅崇拜早在日本弥生时代就已出现，表现直观、丰富、形象。日本把天鹅写作白鸟，日本的天鹅崇拜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了。川崎保教授在写作过程中大量参考了王禹浪教授所著的《哈尔滨地名揭秘》中提到的有关天鹅的生活习性、迁徙路线等内容。并对白鸟形陶俑、水鸟和鹰行陶俑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最后就中国古代的东北文化对日本鹰和天鹅形陶俑的影响进行阐释，说明中国古代东北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辽宁省营口博物馆文物修复部主任崔艳茹副研究员做了《营口地区汉墓的类型及特征》学术报告。营口地区在汉代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的地区，目前共发现汉代墓葬100余处。从墓的类型和所出随葬品情况研究，都透视出因时代的差异反映出不同的墓制和随葬品特征。文章论证得出，在营口地区的汉墓中，贝壳墓出土彩绘陶器者，其年代为西汉中、前期；绳纹砖室墓出土实用器和明器同出土者，其年代为西汉中后期；绳纹砖室墓出土货泉铜钱者年代为王莽时期或稍晚；单纯绳纹砖多室墓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花纹砖单室墓出土的随葬品有西汉特征的年代为东汉前期；花纹砖没有壁龛、双室或多室墓随葬品中不见实用器者年代为东汉晚期。文章提供了营口地区汉代古城、墓葬的大量资料，让我们对汉代古城和汉代文化有了更新一步的认识。

辽宁省营口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阎海副研究员做了《盖州出土“銎内啄戈”初探》学术报告。1980年11月，在辽宁省盖州县的一处青铜时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镐行青铜器，2001年经专家鉴定定名为“商周青铜銎内啄”，銎内啄戈是商周时期中国北方特有的青铜兵器，此戈形制特异，十分罕见，在营口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的出现对于研究商周时期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特别是“銎内啄戈”这种北方特有兵器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大会的学术报告由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教授主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学者的报告后，均由主持人进行点评总结和征求与会学者的意见，并展开讨论。

三

会议期间对高句丽巍霸山城、旅顺博物馆、旅顺电岩炮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学术考察。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次考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考察中，专家学者精彩的讲解更是让研究生们受益颇深，加深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触摸到了真正的历史。另外，河北省隆化县民族博物馆、丰宁县博物馆、滦平县博物馆确立为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实践教学基地。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确立为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科研基地。与基层博物馆的这种合作，形成了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的触角，使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中心的研究更具有放射性。这种实践教学和科研基地的确立利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学术考察、以及为研究生就业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大连大学的研究生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参加会议的全体学者还于会议期间参观访问了大连大学博物馆、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历史陈列馆、纪念园。与会专家学者深深感受到了大连大学的文化理念，一致认为，大连大学虽然是一座年轻的学校，但也是一座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大学，一座富有创造力、不断前进、向前发展的大学。与会学者对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与了高度肯定。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11月，是一个集科研、教学、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基地。中心被批准为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东北史暨满学研究基地、辽宁省东北工程研究基地、辽宁省精品课程教学单位，被辽宁省委宣传部确定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学科重点建设基地。中心成果显著，就学术成果而言，先后创办了《中国东北史研究》、《辽东史地》杂志。出版了15套东北史研究丛书、四本学术专著、并获得了国际合作课题、国家重大委托课题等9项课题，取得了丰硕的果实。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清史研究学者贾宁教授在得知东北史中心是在面对人员短缺和经费不足的巨大困难条件下，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东北亚地区东北史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后，更是感到由衷的敬佩。贾宁教授认为，东北史中心这种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即使是在美国也很少有。黑龙省社会科学院魏国忠研究员则对由东北史方向研究生自主创办的《辽东史地》杂志寄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为东北史研究中心青年学子而搭建的重要学术平台和阵地，尤其赞赏王禹浪教授为培养后备学术力量而甘于奉献的精神。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德山教授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耿铁华教授在参观东北史博物馆之后，对馆藏的文物赞不绝口，认为这些文物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已经达到了省级博物馆的要求，东北史中心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规模如此大，文物精品如此之多的博物馆实在是令人钦佩。这种把博物馆办成教学基地和大学文化基地的做法值得广泛推广，并感慨地说：“这种大学办学理念与创新精神是目前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

第二届中国东北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收集到了大量的最新的研究东北史的信息。并给广大研究生们创造了接触专家，结识专家的机会，为研究生以后的进一步深造和发展创造机遇。三天的学术会议日程安排紧凑得当，学术氛围浓厚，会议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得到了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专家们同时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也必将对我国东北历史研究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执笔：石艳军 孙军  树林娜